回到三国时代，和名留青史的武将们一起上阵杀敌，这是许多人自儿时起就无法抗拒的幻想，如今，再一次在游戏《卧龙：苍天陨落》中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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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发售的《卧龙：苍天陨落》，堪称整个2023年中国玩家最期待的3A大作之一，去年6月首次曝光后，它就数次以出圈的姿态登上微博、抖音、B站等平台热搜。制作组过去推出的2部《仁王》都是叫好叫座的佳作，开发实力毋庸置疑，但显然，三国题材才是这款游戏备受期待的真正原因。

游戏中，玩家会化身为无名义勇兵，以“行云流水般的中华武术踏破妖魔横行的三国乱世”。这也正是标题的含义，制作人安田文彦在采访中解释过：“大家知道卧龙一般特指诸葛亮，在此我们取其隐龙的含义，比喻当下默默无闻的主人公，和在未来大放异彩的三国英豪。”

上一次游戏圈出现相似局面，莫过于2019年策略游戏《全面战争：三国》发售，彼时游戏销量首周即破100万份，而按Steam上的评测语言推测，国内玩家可能贡献了半数以上。

不同的是，《卧龙：苍天陨落》是款上手门槛相对低些的ARPG游戏，直播和传播的效果也更好，参考前几年在游戏模式上有几分相似的《只狼》和《艾尔登法环》，《卧龙：苍天陨落》的国内热度还有不小的发酵空间。

而不论《卧龙：苍天陨落》最后成绩如何，国内玩家心中始终有一根刺——这又是一部“日本人做的三国作品”。

哪怕暂时抛开中日两国在产业路线、游戏质量上的差异，日本对三国的迷恋，也已经远远超出了常规状况下一个国家对异国故事的喜爱程度。

爱三国，有多爱？

2020年时日本上映过一部名为《三国志新解》的电影，走恶搞路线，全片充盈着被颠覆的角色形象与日式冷笑话，豆瓣上有高赞评论称“陈寿看了会流泪”。

然而“解构”或“颠覆”要有市场，前提就得是观众对文化母体足够熟悉。《三国志新解》最终在日本本土拿下了40亿日元票房，列日本年度票房榜第七。换个语境很容易理解这真金白银的分量：如果拍部《大话日本战国》在国内上映，根本不会有人关心。

日本的ACG产业远比真人影视更加发达，三国也一向是热门题材。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便有一部耗资15亿日元、历时4年制作的动画剧集问世，动画分《英雄的黎明》《燃烧的长江》与《遥远的大地》三部，投拍的重视程度及国民影响力，类似国内90年代末央视出品的《西游记》动画。首部《英雄的黎明》同名BGM后来也被TVB《天龙八部》等作品使用，在国内也有很高知名度。

在漫画领域较早掀起“三国热”的当属横山光辉的《三国志》，该作从1971年开始连载，16年后才完结，单行本共60卷，重印70余次，是无数日本人的三国启蒙。

90年代的《苍天航路》则在动漫领域内开辟了另一条路，这部漫画完全以曹操为主人公，用日式热血漫的笔法重构了三国故事。自此，日本漫画和动画对三国题材的开发就脱离了历史演义范畴，变得能以任意人物为主角，也能与任何流行元素结合。

2000年开始连载的《一骑当千》把舞台变成青春校园，有浓厚的媚宅卖肉属性；2002年的《诸葛孔明：时之地平线》则迎合女性读者把角色全部变成了美男子；2007年的《钢铁三国志》渲染奇幻战斗风；2010年的《SD高达三国传》顾名思义，是与高达IP结合的三国版机甲乱斗……

这种“魔改”做法一直延续至今，其实也是日本文娱业三国题材产量够多的保证。刚发售的《卧龙：苍天陨落》也没有“老老实实”地写实，而是从《山海经》汲取灵感，在游戏内加入了大量神魔元素。

游戏领域，日本堪称向世界推广三国文化的先锋。一切始于光荣株式会社社长襟川阳一从妻子那收到的生日礼物：一台个人计算机。光荣从染料公司转为游戏公司，并在1985年发售了世界上第一款三国题材电子游戏《三国志》。

一款游戏的热销总会引来模仿与竞争者，《三国志》后许多日厂都拿出了自己的三国游戏，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南梦宫的《霸王的大陆》、卡普空的《吞食天地》等。不过只有光荣始终在同一领域耕耘，后来又开了《三国志英杰传》和《真三国无双》两条产品线。

时间流转，《三国志》和《真三国无双》这两个系列不仅仍在推陈出新，还大有“反向推广”之势。经常在App Store畅销榜上位列Top10的《三国志·战略版》来自光荣《三国志》正版授权，前年内地上映的《真三国无双》是“中国根据日本根据历史改编的游戏改编的电影”。

当然，日本不仅自己乐于开发，国内的三国题材作品流传过去往往也颇受欢迎。

央视94版的《三国演义》电视剧比较典型，当年国内播出不久，NHK电视台便远渡重洋，用每集1.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版权，还以每集1万美元的成本用于日语配音等后期制作，于1995年4月在日本开播，应观众要求在3年内播了两遍。去年剧中关羽的饰演者陆树铭去世，日推上也有不少网友发文悼念。

吴宇森的电影《赤壁（上）》在日本上映时，连夺5周票房冠军，最后以5241万美元的成绩破了亚洲电影（不含日本）在日本的票房纪录，一年后，纪录又被《赤壁（下）》以5637万美元再度打破。新京报当年的报道称《赤壁》在日本满意度高达90％，而吴宇森认为“这与日本人对三国文化的热爱有很大关系”。

这股热情有时会催动普通民众做出惊人之举。自诩“宅男”的佐久良刚平时足不出户，也不懂汉语，却因为太爱三国，完成了一趟180天的跨国背包游，走遍中国100多个三国景点。他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游记《三国志男》，书籍出版当年一度成为亚马逊游记类销售榜第一名。

在更大的社会尺度上，日本曾有过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将三国里的兵家权谋和用人之道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和人际关系中，现象产生的时代背景则是日本70年代到80年代的经济腾飞期。

1985年《愿望》杂志的创刊纪念号便编撰了《三国志：商业学的宝库》特辑，特辑约稿中有学者提出，松下幸之助正是因善用诸葛亮的谋略战术使松下电气成为了大企业。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立间祥介曾整理一份三国研究书目，1979-1987这8年里三国经管类的出版专著达18种之多。

这种现象或许会让国内读者产生浓烈既视感，21世纪中国经济开始腾飞时，市面上也非常流行这类“三国里的人际关系”、“从三国看管理”式读物。国内“以史为鉴”并不稀奇，日本也有类似社会风气，便折射出他们已将三国内化为本土文化了。

日本对三国的综合性学术研究至今未停，日本二松学舍大学中文系教授伊藤晋太郎每年发表《日本“三国文化”研究论著目录》，统计范围包括各类专著与论文，2019年共有91篇（本），目前可查最近的是2021年，在“学会连续两年线上研讨，数量远不及新冠肺炎爆发前”的情况下，依然有46篇（本）。

从异国文化到本土文化

很多人在日常接触中或许就有感知，日本对“三国志”一词的使用十分混乱，不仅不是特指陈寿所撰的史书，甚至还能用于小说、漫画、游戏等后世改编作品，相当于国内使用“三国”来作为统称。

这种使用习惯就得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译介历史说起了。使用习惯还只是个微小的历史副产物，而理清了日本对三国的接受过程，基本也就从历史层面回答了“为什么日本人爱三国”。

唐代时，日本天皇多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史书《三国志》也由此传入日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对此有明确介绍：“《三国志》六十五卷，晋太子中庶子陈寿撰，宋中大夫裴松之注。”而最早关于《三国志》的记载出现在760年一本贵族传记《藤氏家传》中，书中一句评语写道：“董卓之暴虐吾国亦有。”这说明当时《三国志》已经被部分贵族阅读。

但日本古贵族与庶民间存在文化鸿沟，三国故事在日本流行起来还得归功《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已知的最早刊本是1522年的嘉靖本，日本关于《三国演义》的记载最早是1604年《林罗山先生集》附录的阅读清单（当时贵族能直接读汉语），跨国传播速度在古代已经算快。

彼时日本进入江户时代，政局稳定、生活平稳，民间娱乐也大为盛行。1689年，京都天龙寺一对僧侣兄弟以“湖南文山”为笔名，将《三国演义》完整翻译出版，这是日本第一次翻译国外长篇小说，且纯粹出于非功利目的，小说很快就传到了市民阶层中。

该译本参照的是李卓吾批评本，而清代中国读三国的主流是1679年成稿的毛宗岗本，尽管内容不同造成了很多后续影响，但几乎可以认为，此时小说《三国演义》在中日两国的流行基本是同步的。

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又名《三国志通俗演义》，湖南文山翻译时把书名直接译成了《通俗三国志》。该译本的影响持续了两三百年，后来日本又兴起翻译毛宗岗本的潮流时，也只有极个别版本会译成《三国演义》，“三国志”就这样作为史书和小说的共同称呼固定了下来，并慢慢扩大到代指整个三国题材。

在江户时代，《三国演义》还产生了一些辐射影响。比如引发民众的“唐话（汉语）学习热潮”，《金泽大学中国语学中国文学教室纪要》中记载：“1711-1716年间，《三国演义》以语言教材的形式，成为了学习书籍之一。”

此外，和我国明清类似，小说和其他艺术门类存在一种联动关系，在日本，这种效应主要表现在浮世绘和木偶戏（人形净琉璃）上。1709年，人形净琉璃便第一次表演了“死诸葛退生仲达”，往后数个世纪，三国故事都这样同时存在于一海之隔的大陆与岛国的民间曲艺舞台上。

以三国故事为基础的绘本同样数量繁多，如《画解三国志》《绘本三鼎倭孔明》等。学者上田望曾指出：“江户时代后期，日本民众对三国中的故事已较为熟悉，画家们改变了原有小说插图的形态，因此在日本出现了日式戴斗版的插图创作。”

“戴斗版”指的是葛饰戴斗的《绘本通俗三国志》，绘本中的人物样貌偏向日本人，铠甲以日式层叠肩甲和腰甲为主，还融合了服和日本民间服饰的花纹特征，这意味着从这一时期开始，三国就被日本吸纳成了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当然，不是每种成型的古代文化都会被引入现代。现代日本人三国观的源头可以归于一个名字：吉川英治。

吉川英治有“日本大众小说第一人”之称。他并不通晓汉语，因而以湖南文山等前人的《三国演义》译本为蓝本，用符合日本人欣赏习惯的方式进行改写和二次创作，从1939年起在报刊连载《三国志》小说。在自序中他写道：“并不做略译或摘抄，而是把它写成报纸连载小说。刘玄德、曹操、关羽、张飞等主要人物都加上我的解释和独创来写。随处可见的原本上所没有的词句、会话等也是我的点描。”

结构上，吉川《三国志》共分桃园、群星、草莽、臣道、空明、赤壁、望蜀、图南、出师、五丈原十卷，“桃园”章加了许多以刘备为主角的原创剧情，全书是这样开篇的：

后汉建宁元年。距今约一千七百八十年前。有一个旅行者。除腰间佩挂一剑之外，浑身褴褛不堪，但唇红眉清，更双眸聪慧，两颊丰腴，时时隐含微笑，总之，绝无猥琐低贱之相。

随后，刘备立于黄河之岸高呼：

“列祖列宗在上，请佑我刘备，护我苍生，光复大汉，重铸和平！”

不论描摹方式还是角色言行，显然和中国古典小说大相径庭。全书还在“星落秋风五丈原”之后就收尾结局，吉川表示：“孔明一死，我写小说的气力和文思都变弱了，只能到此结束。”

由于诸葛亮的一生既切合武士道精神，又符合物哀审美，此前就一直是最受日本文人、读者喜爱的角色，吉川继续放大了这点。首尾改动之后，便也不存在《三国演义》“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主题了，成了一部“全新的日本版演义”。

更大的变化则在角色层面。在吉川笔下，曹操出场是貌美的贵族少年“白面郎”而非“白脸奸雄”，有立志结束乱世的英雄豪气；关羽没有打死恶霸、推车卖枣，“熟读《春秋》”的他变成了草堂教书先生；诸葛亮并非“多智近妖”，他能借东南风只是因为了解气候，摆祭坛则是有意故弄玄虚，给自己逃离东吴争取时间，“五路退敌”则是闭门多日苦想出来的；或许也正因原著里一些被神化的角色褪去光环，赵云的武勇被更凸显出来……

不仅如此，吉川《三国志》还在许多女性角色身上加重了笔墨。如刘备幡然醒悟要复兴汉室，是因他的母亲摔杯警醒。再如原著“工具人”貂蝉，刺杀董卓功成后，被安排了留下绝命诗、自杀以了终生的悲壮结局。

值得一提的是，这项特色也在后世得到广泛继承。《卧龙：苍天陨落》里，便有戏份堪比女主角的“红晶”。光荣的游戏更是重新塑造了一大批三国女性，甄姬、孙尚香、关银屏这些约定俗成的人物名，均由游戏创造或推广开来，其中孙尚香“弓腰姬”的外号就出自吉川《三国志》。

吉川《三国志》出版后，在日本拥有很高国民度，几乎取代了《三国演义》的地位。后来便有了将其原封不动漫画化的横山光辉《三国志》，再有光荣在游戏领域引起“三国热”……顺着这条脉络下来，如今日本的大部分三国题材作品尤其是角色人设，也没有脱离吉川《三国志》的影子。

到底是谁的“三国”

除了可考证的历史脉络，日本对三国的喜爱，或许还有些更深层次的文化原因。

首先是常被提及的“三国与日本战国的相似性”。这两段时期的时间跨度接近，群雄逐鹿、兵法谋略、武将单挑等精彩要素也相仿，更重要的是许多历史人物甚至能一一对应，因而日本大众很容易接受。

织田信长盘踞京都、天下布武像“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布衣起家、晚年强征敌国失败的丰臣秀吉和刘备有几分相像，被称为“军神”、重视情义的上杉谦信容易让人想到关羽……当然，三国之于战国也是古代，一些战国人物在自己的活跃时期本来就被冠以三国外号，如竹中半兵卫有“今孔明”之称，本多忠胜被赞为“日本之张飞”等。

光荣出品的《无双大蛇》系列证明和发扬了这种相似性，游戏干脆将两个时代架空打通，几百号三国和战国人物总能在史实的基础上，被挖掘出一些对应和互动关系。

容易被忽略的是，中国三国与日本战国的对照绑定，其实也是历史的巧合——德川家康结束战国时代建立幕府不久，《三国演义》便在江户初期传入了日本并得到翻译。有这种时间上的承接关系，三国故事迅速在民间得以传播、日本将两个相似时代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也很自然。

再者，《三国演义》之于日本具有稀缺性。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便认为：“像《三国演义》这样的不加掩饰地展现马基雅维利主义谋略的通俗军事历史小说，在日本历史上是没有的。”

也就是《三国演义》传入前，日本人没见过这样“为了达成目的而毫无道德障碍地”运用谋略的小说，稀缺引发追捧。不仅如此，《三国演义》传入时适逢平民阶层成为文艺消费的主体，它刚好填补了日本传统文艺中俗文化薄弱的短板，于是成为了日本文艺创作转向世俗化的源头之一。

最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三国”对日本存在着某种文化寻根上的意义。日本本国存有最早的历史文献是《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两者均成书于8世纪初，更早的史料就只能在别国文献里找了。

而世界范围内，对日本有记载的最早史书就出自中国汉代。《后汉书·东夷列传》中有过零星几笔：“桓、灵间，倭国大乱，更相攻伐，历年无主。”往后就是《三国志·魏书》里记载的魏国与“邪马台国”的多次往来，魏王曹睿还赐予过女王卑弥呼“亲魏倭王”的印鉴。

换言之，日本民众热衷三国，可能与三皇五帝、洪荒神话对许多中国人有强大吸引力有着异曲同工之处，都是潜意识里存在着对自己文明起源时期的好奇。

淘去历史沙尘，几千年后的现在，日本实际上已经建构出了自己的三国文娱再创作体系。如前文所述，《三国演义》曾在中日被“共享”，三国早在江户时代就被吸纳为日本本土文化，但吉川英治的《三国志》在现代把“日本三国”引向了新方向。

在中国，毛宗岗本描述的曹操“奸绝”、关羽“义绝”、诸葛亮“智绝”深入人心，人们阅读的、各类文娱作品改编的，还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但在日本，进行再创作的初始蓝本是吉川《三国志》。这本质上已经是两种三国文化了。

因此，在理论上，“我们的三国题材怎么总被日本做出好作品”其实不太成立，也没必要羡慕或忿恨。

前提是——两种“三国文化”在输出体量和质量上有同等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