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日报客户端 | 作者 张德芳

要读懂中国历史，要读懂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对其中名物的研究，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坎。

与人类生存发展相关的各种名物可以万千计。即使当世人也未必能够说清楚我们身边日常所接触的每件物品，其源流、状貌、生成过程和功能作用，都含有大量的专门知识。更何况时越几千年，地跨数万里。加之各种名物种类繁多，内容庞杂，大到宫殿城池，小到一针一线，有些宏观到国家社会，有些则细碎到不被常人注意。但要把它考证清楚，没有广博的知识、深厚的功力和丰富的阅历见闻，则无以胜任。因此，历代名物学家无一不是文史大家和学界泰斗。

(资料图片)

华夫（张述曾）先生集众人之力，历三年寒暑，编成了《中国古代名物大典》，于1993年出版问世，皇皇八百万字巨著，可谓嘉惠学林，功垂后世。王玉哲先生著有《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开启了一个新的学术方向。孙机先生出版的同名著作，是在他早先《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的基础上增订完成的，内容之宏博，功力之深厚，堪称古代名物研究的经典。但是，任何一种名家名著，都不能苛求其解决我们所期望的一切问题，很多领域很多问题，还需要继续研究。王子今教授的《秦汉名物丛考》就是从特定的角度，选择一些常人比较陌生而冷僻的秦汉名物进行系列考证，从内容和形式上都展示出许多新特点和新贡献。

《秦汉名物丛考》王子今 新星出版社

全书近三十万字的著述，没有分章分节，而是以“丛考”的形式出现。四十八组丛考，既可单独成篇，又可浑然成一。每一组内，连类而及，把相关的一系列名物尽量包括进来。比如对“酱”的考证，先根据文献的记载指出，秦汉时期的“酱”，是一种用食盐腌制的肉酱。尔后对与此有关的鱼酱、蟹酱、鱼子酱以及民间食用的豆麦之酱逐一进行考证，指出桓谭《新论》中的“鄙人得鯅酱而美”的“鯅酱”，很可能是一种鱼酱。《礼记·内则》中的“卵酱”，当是一种鱼子酱。然而，这些鱼肉之酱在秦汉社会可能只局限于富有阶层的消费，而下层民众食用的酱更多的还是用蔬果豆麦制成。书中考证了芥酱、芍药之酱、枸酱、榆荚酱、豆酱之类广大社会民众日常作为调味品的食用之酱。考证名物的同时，还指出江陵凤凰山一六七号汉墓出土木简上的“酱杞一枚”可能为“酱栀一枚”。江陵凤凰山八号汉墓出土竹简上的“肉酱一伤”，可能为“肉酱一觞”，都应是盛装器，对简牍释读上的疑难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书中考证研究的对象大多是近几十年来考古发现的出土文物、建筑遗迹、秦汉简牍、摩崖石刻上出现的颇有争议或尚未解决的名物术语。比如饮食类中的十一组（酱；豉；盐菜、酱菜；酒、醪；清酒；醇酒、白酒；善酒、美酒、厚酒、浓酒；膏饼；豆、黄豆、大豆；枣、棘；乳、马湩、挏马酒）大多出自汉简之中；军装服饰类中的四组（行縢；偪胫；赤帻；马甲）出自汉简的记载和汉墓的兵俑……对上述各类名物的解释，有些是子今教授的首发；有些则是过去已有解释但不确切或不正确，子今对其进行了纠正；还有的是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把认识推进了一步；有些则是提出了意见或假说，需要出土资料的证实。比如对“酱”“豉”在西北军队中的配给制度，酒类在军队中引起斗殴事件，汉简中记载的“马禖祝”礼俗，对“三颂”中若干名物的解释等都是子今的首发。关于秦始皇陵地宫所谓点燃的“人鱼膏”究属何物？按照子今的倾向，应该是鲸鱼油，但他并没有下断语，而是明言“秦始皇陵‘人鱼膏’之谜的彻底解开，地宫照明用燃料品质的最终认定，应当有待于依据考古工作收获的确切判断”。这就是上面所说的，提出一种科学假说，有待证明。其学术价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满城汉墓出土朱雀衔环双连杯

《秦汉名物丛考》一书对名物的考证不仅仅局限在名物本身的形貌、生成、功用等方面，而是同时从广阔的视野和多侧面多角度揭示了各种名物所蕴含的社会意义。比如枸酱的研究，指出其建元六年（前135）汉朝派番阳令唐蒙出使南粤，结果唐蒙在广州吃到了枸酱，调查发现，这种枸酱乃蜀地特产，夜郎等地通过牂柯江顺流而下贩运到了南粤。由此唐蒙想到了控制南粤的策略，上奏汉武帝，开西南夷道，置犍为郡，由上游发兵而制服南粤，揭示了由枸酱而引发的政治军事上的意义。

《秦汉名物丛考》对书中所涉名物的研究，取材宏富，广征博引。正文中引书两千四百多条∕种，脚注中引书两千一百多条∕种。除了传统经、史、子、集、野史、笔记外，近人的专著、杂志论文，无不在征引之列。除了传统典籍外，秦汉简牍、金石砖瓦、碑刻画像、出土文物，凡可作为证据者，无不纳入论证之中。除人文学科外，自然史、生态史、海洋史、交通史、饮食史、农业史、兵器史、酿造史，等等，亦多有涉猎。从书中一千零五十一条脚注，亦可见出子今教授行文严谨，考证精详，言必有据，文必有征，体现了子今教授一贯的学风和文风。看过此书后，不光对书中研讨的名物有深入了解，而且让人广开视野，豁然开朗，有一种融会贯通之感。

《秦汉名物丛考》不是王子今教授的一时之作，而是三十多年来关注研究秦汉史各类课题项目的同时，关注名物研究的结果。

王子今教授之所以能在秦汉史研究的多个领域取得如此众多的成果，与他良好的教养、人生经历和学术背景有直接关系。子今的母亲，是一位刚强而有文化有追求的女性，在给予子今以母爱的同时，又给予其文化学术上潜移默化的熏陶。在过去上山下乡的年代里，插队下乡，当过农民；后来当过装卸工，扛过大麻袋。在学术研究上，他的勤奋吃苦、超过常人的精力和毅力，都与此不无关系。子今本科在西北大学读考古，有考古学的背景，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既重视文献，又重视文物，特别重视考古学的材料，甚至连一些常人不太注意的遗迹遗痕，他都从不放过。子今在研究生期间，跟随著名的历史学家林剑鸣先生读秦汉史，受过严格的历史学、文献学训练，对考据学十分在行。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新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进入史学界，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为中国史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子今不仅从中吸取了很多营养，而且在上述多个领域里都发表过论文和专著。在秦汉史研究领域里，孜孜矻矻，矢志不渝，全身心投入，辛勤耕耘了三十多年。其中连任三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会长。他熟悉这块土地上，哪些是曾经的沃壤而取得过丰硕的收获，哪些是需要进一步开发的荒芜之地，哪些是迄今还未引起人们注意的沟坎边角。

新津出土负子持箕女俑

■速读

合卺杯

婚礼上常有新人共饮的场景，《秦汉名物丛考》考证，“衔杯共饮”风习由来已久。

自新石器时代起，日常饮食用器中就出现了一种由数件器物相连复合为一的特殊器形。这类器物，我们可称之为连器。连器中发现数量最多，沿用年代最久，因而也最引人注目的是双连杯。

双连杯多使用于盟誓、婚娶、解决纠纷后订立协议等场合。最主要的是作为婚娶合卺用器。

河北满城汉墓出土一件朱雀衔环双连杯，与明代古玩鉴赏家的论著中“两杯之间承以威凤，凤立于蹲兽之上”的形式相仿。“朱雀”喙部衔一可自由活动的玉环，两足直立于一作匍匐姿态的兽背上，昂首翘尾，展翅欲飞。全器通体错金，并镶嵌圆形或心形绿松石。“朱雀”翼展超出高足杯的连长，作为饮器似乎已不合实用。出土时杯内遗存朱红色痕迹。这件器物制作和保存的目的，可能有某种象征性的特殊意义。有人称之为合卺杯。

总的来说，我们所见到的秦汉时期双连杯实物的数量依然有限。这首先是由于作为婚礼合卺用器，当时人往往一生只使用一次，没有特殊的原因又未必将其随葬入墓。而且正如陈直曾经指出的：“汉代陶器，一般平民虽可以使用，然价亦不贱。”他依据陶器铭文及汉简中的器物价格估测：“普通的明器，还是中小资产者所用，一般平民，未必用得起。”《秦汉名物丛考》推论，汉代民间所流行的双连杯，更多当是我们今天已难以进行具体实物考察的竹木制品，或剖葫芦而制作的瓢杯。

襁褓

我们常用“处在襁褓之中”来形容婴儿阶段。秦汉时期的襁褓是什么样子的呢？《秦汉名物丛考》对其具体形制与使用方法进行了考据。包裹婴儿的襁褓使用方式沿用至今，而用布带背孩子的方式已经逐渐消失。

《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张守节《正义》所谓“强”即“襁”“阔八寸，长八尺”之说，提供了关于其具体形制的信息。而《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张守节《正义》又说：“襁，长尺二寸，阔八寸，以约小儿于背。褓，小儿被也。”同出于张守节《正义》，而“襁”“阔八寸，长八尺”与“襁，长尺二寸，阔八寸”异说，值得我们注意。

《三国志》卷一一《魏书·凉茂传》裴松之注引《博物志》：“襁，织缕为之，广八寸，长尺二，以约小儿于背上，负之而行。”其说与《史记》卷一一一《卫将军骠骑列传》张守节《正义》一致。

推想,“襁，长尺二寸，阔八寸”或说“襁，织缕为之，广八寸，长尺二”，大概是包扎好的“襁褓”的通常形制。而“阔八寸，长八尺”，所谓“长八尺”，约184.8厘米，可能是“以约小儿于背”，“以约小儿于背上”的带状织物即所谓“织缕为之”的“强”亦即“襁”的总长度。

四川新津东汉墓出土的一件“背儿捧箕女俑”，两手平端一箕，“似在簸扬”，“背上用布袋背一小儿，小儿紧贴在母亲背部中间，两手紧扶在母亲肩上”。这种“缚子于背”的“负子俑”，体现在行走或劳作时兼而照料婴儿的情形。

所谓“母亲背上用布袋背一幼儿”的“布袋”，其实是“襁褓”的形式之一。所谓“组带自背后系结于母亲胸前”的“组带”，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古籍所见“襁，织缕为之”，“以约小儿于背上，负之而行”等描述。

（责编：李峥嵘）